【原创连载】我的陈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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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我不是名人，也不是作家，只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偶然之时，只觉得自己的一生太匆忙了，几十年的光景恍惚而过，过去的好多事情仿佛就像在昨天才发生过似的。空闲之余，自己总是免不了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久久不能释怀。过去的岁月，没有辉煌的业绩，只有平淡的足迹。从有记忆之日一路走来，与其他同龄人的经历相似而又不同，途中不乏曲折和坎坷，沉淀成了自己的蹉跎岁月。为了逝去的时光，为了淡淡的回忆，几经犹豫之后，索性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进行简要归纳整理，用笔墨记录下来，留作纪念。其中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朴实的陈述。同龄人看了，或许可以勾起一些回忆，给予同情、理解和安慰；年轻人看了，也希望对其有所启迪和帮助。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渭北黄土高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是当地稍有名气的乡村兽医。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有一哥，后来还有两妹一弟相继出生。村庄位于尧山北坡，具有浓郁的关中风土人情气息。呈东西走向，分南北两排，一家挨着一家，大约有四十户。相邻两家中间共用着一堵界墙，各自分别朝两边搭盖自家的房子（当地称斜房）。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在宅后会盖上一座大人字房（当地称厅房）。房子构架都是由木质的柱、梁、檩、椽等构成，椽子上面铺有方形的薄砖，薄砖上面糊一层草泥巴，再将瓦摆放、粘结在草泥巴上面。当地没有水井，几乎每一家都在房子的院子里凿有一口水窖，用砖将院子铺成一个凹形的浅槽，将雨水收集至水窖，用于日常生活饮水。需要时，用辘轳和水桶将水从窖里打起，倒在水缸（当地称水瓮）中备用。

　　家里的家具比较简陋，只不过就是几件老式的桌、椅、箱、柜罢了。屋里也砌有土炕，冬天里可以用柴火烧热。炕的上面铺上席子、褥子和单子，被子通常叠放在炕的墙角处。听父母讲，虽说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已过，但是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各家各户都一样，吃的、穿的、用的都非常短缺，挨冻受饿的日子还是免不了的。自己从出生开始，身体就不太好，经常害病。父母每次带我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到我皮包骨头的样子，在我的小手臂上扎针时，总是训斥父母是如何照顾自己孩子的。我现在知道，这事不能完全责怪父母，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小孩大多都是那样的，没有几个像现在的小孩长得皮实肉厚的。孩儿时代，我身体不好，加之吃的粗粮杂叶，免不了闹肚子，经常哭哭啼啼的。奶奶总是唠叨，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长大了是哭大的，死了就是哭死的”。

　　当时农村是以公社、大队、生产队进行行政编制的。除去少量的自留地外，其他土地全归生产队集体所有。每个生产队各设一名队长、副队长、会计等村干部，其他村民统称为社员。生产队的劳动分工统一由队长带领、组织和安排，由社员自带劳动工具。每天早晨出工时，队长总是要拉响挂在村头大槐树上的那口大钟（当地称铃）。社员听到铃声，纷纷走出家门集中起来，由队长安排农活。晚上收工后要由生产队会计对每个出工的社员进行考勤和登记工分，以此作为分口粮和分工钱的依据。

　　曾经隐约记得，每家每户的大门上都印有一个大红的“忠”字，以表示对毛 老人家的忠心。在村子的东头，生产队分别建有“饲养室”和“毛 请示台”。“饲养室”是生产队用来集中喂养牲口如牛、马、驴、骡等的地方。每天早晨出工前，由生产队长带领社员群众来到“毛 请示台”前，向毛 老人家请示今天要干哪些农活，晚上收工后还要向毛 老人家汇报今天农活的完成情况。每次召开社员大会，社员群众都会自带板凳坐在“饲养室”旁的大厅房下面，听生产队干部讲话。当然，按照惯例，在讲话之前，干部首先必须组织社员群众学习一段“最高指示”或者“毛 语录”，诸如“要斗私批修”、“反对封、资、修”之类的。

　　（二）

　　从朦胧记事开始，我就感觉到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未和叔父家分家前，一大家子共有十三、四口人。每次做饭时，都是用一口大圆锅做上满满一锅饭，有时还吃不够。由于粮食短缺，奶奶总是抱怨母亲和婶娘煮的粥太稀，只能用来照镜子或者涮肠子。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分地到户、联产承包”政策为止，情况才有所好转。和叔父家分了家，家里仍有七口人。父亲常年在外，只有母亲一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家里缺少劳力，自然挣到的工分较少，分到的口粮不够全家吃。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总是免不了想方设法调换些粮食接济。

　　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全是梯田或坡地，时常干旱缺水，庄稼的长势和收成完全取决于老天爷的恩赐。种植的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谷子、糜子、红薯为主，还有大豆、绿豆、豌豆、油菜、芝麻、棉花、高粱、荞麦等。生产队地土贫瘠，缺少化肥和粪料，社员群众“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劳动质量和效率自然不高。虽然每天将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从年头忙到年尾，但粮食的产量仍然很低。尤其是小麦，亩产能达到三百余斤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除去上缴给国家的公、购粮外，每家每户分到的粮食也不是很多。家里平日吃的多以粗粮、杂粮为主，白面只是隔三差五、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得到。蔬菜也不多，主要以萝卜、洋芋和白菜三样菜为主。菜油则更少，几乎每家都有过用白开水煮野菜吃的日子。当地不适宜不种植水稻，因此几乎见不到白米，更别想着吃到大米饭呢。

　　由于粗粮、杂粮吃起来口感不爽，不好下咽，母亲总是想办法粗粮细作，用细粮包裹粗粮或者添加些调料等，变着花样做饭。常见的粗粮饭食主要有小米粥（当地称米汤）、小米饭（当地称米饭）、玉米粥、玉米面或红薯粉钢丝面（当地称饸饹）、玉米面搅团或鱼儿、玉米面馒头（当地称馍）或玉米面发糕等；细粮饭食主要有小麦面稀饭（当地称沫糊）、小麦面面条和小麦面饺子、包子、馒头和锅盔等。差点忘了，还有用高粱面做成的饭食。当时听说高粱产量高，生产队里就大量种植高粱。不知道是高粱种子不对头，还是水土气候不适宜，高粱米一点都不好吃，就连鸡、鸭都不喜欢吃。用高粱面做成的馒头，放凉后坚硬如石，啃起来非常吃力，不小心会磕掉门牙。听好多人讲，吃了高粱面后，上茅房解大手都很困难。另外，蒸红薯、烤包谷之类也是少不了的。因粮食紧张，家家户户勤俭节约，普遍遵循“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的原则。从那时到现在，老家的风俗一直是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一顿，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一顿，晚上一般不做饭，饿了就吃个馒头了事。

　　当时经常吃的有小米饭就着凉拌搅团、玉米钢丝面以及玉米面馒头。做玉米面搅团之前，一般先用白菜、萝卜、粉条炖一小锅酸菜汤。搅团煮熟后，要吃热的，就用饭勺挖一块放在碗里，然后在上面浇上酸菜汤，一筷子搅团、一口菜、一口汤，吃起来别有风味。要吃凉的，就用漏盆在凉开水盆里漏些鱼儿，吃的时候用漏勺搭起、控干，倒在碗里，要么凉拌，要么浇点酸菜汤。剩余的就摊在案板上放凉，用刀划成大块装盘备用。第二天上午，小米饭熬成后，将大块搅团再切成小块，盛在碗里，放点调料拌匀，和小米饭一起吃，口感还凑合。玉米钢丝面可以凉拌吃，也可以烩菜吃。玉米面馒头烤好后，外皮焦黄焦黄的，里面很酥软，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

　　渭北黄土高原的土壤很是适合于红薯的生长，产出的红薯水分足、含糖高。无论是蒸着吃，还是烤着吃，都是绵甜的。记得生产队给每家每户分红薯时，论堆的大小分，很少过秤。将红薯洗净、切片、晒干，打碎后就成了红薯粉。用红薯粉做成的熟面食，颜色是棕褐色的，吃起来是甜丝丝的。红薯粉条是每家逢年过节时必须做的。它是用干红薯淀粉、添加明矾水，和成面团，再用饸饹机压制煮熟后晾干而成。红薯淀粉的制作过程都是纯手工的，它是将红薯洗净、打碎、去渣、过滤、沉淀、晒干、打碎后而得到的。因缺粮，剩下的红薯渣舍不得扔掉，晒干后保存备用。使用时用水发泡、加点调料制成菜馅，可包成包子。红薯叶、红薯蔓也是吃过的，或当菜吃，或包成包子吃。

　　家乡盛产柿子，每家每户都会分到一些。除了带伤疤的封存用作醋料外，一部分加工成柿饼，其余的都要上棚保存供日常食用。过了冬天，气温开始回升了，剩下的柿子会慢慢烂掉，必须趁早处理完。每年春节过后的二、三月份，也是粮食比较短缺的日子。到了这个季节，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拉着装有柿子的架子车，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南方叫卖，或挣些零钱，或换些粮食。父亲也不例外。提到柿子，在这里不得不多说两句。我们村子的周围、田间地头，到处都长有柿子树。还有两个柿子树园，每个园子大约也有四、五十棵树。据说这些柿子树是老祖先留下的，有的树龄大人们也记不清了。柿子的形状很多，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四瓣的，应有尽有。有的皮薄，有的皮厚，有的淡红，有的桔黄。每年到了深秋季节，树叶变红了，柿子也成熟了。从村头向南山坡望去，眼前呈现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使人不由得想起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只是此时的“枫林”，似乎应当改之为“柿林”才对。深秋时节的柿树叶与霜打后的枫树叶相比，红的一点也不逊色。

　　穿的也不是很丰足。记得好像去供销社买布时，要凭布票购买，不能多买。布料的品种不多，只有粗棉布、的确良和咔叽布等；颜色也很单调，白的、黑的和蓝的。兄弟姐妹多，布料自然短缺。一件衣服改来改去，老大穿旧了，就给老二穿，以此类推。到老幺穿时，颜色褪的差不多了，上面还添有好多补丁。记得也有人穿的衣服是用装过日本尿素后的布袋做的，上面印有明显的标识。还好，生产队种的有棉花（棉花树开的花是挺好看的），每家每户可以分得一些。家里也有纺线机、织布机，可以将棉花纺成线，织成粗布。当然，从棉花纺成线、织成粗布，整个过程步骤是相当繁琐的。有了粗布，就可以手工制作衬衫、内裤、床单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了。

　　家里每个人过冬的棉衣、棉裤以及棉被，也是母亲用棉花做成的。在当时，普遍穿的是布鞋，谁要是能穿上一双黄色的解放鞋，都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更别说皮鞋了。我们脚上穿的布鞋、棉鞋，也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做鞋不容易，尤其做鞋底比较费事。将碎布料、布头、布块等拼接、对接成一米见方的大块布料，用浆糊一层一层粘接至五、六层，晒干后剪成鞋底样，重叠成适当的厚度，表面用白布包裹装饰，再一针一针的用线绳子缝制密实。缝制时，双手是要用力的，右手指上还要带顶针的，不然针是穿不透鞋底的。缝制过程中，弄断几只针是常有的事。好多女社员出工时，怀里或口袋里都装着鞋底，在中途休息时缝制。母亲是特别辛苦的，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回到家里急着做饭，晚上还要做家务活。因此，兄弟姐妹总是帮着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三）

　　儿童时代的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仍旧充满着欢乐。我和儿时的玩伴一样，身边没有什么奇特的玩具，也只有一些手工制作的弹弓、陀螺、铁环、链子枪等。当然，也有利用一些农具当玩具的。小孩们玩的游戏五花八门，如跳方格、跳皮筋、扔沙包、踢毽子、斗鸡、老鹰做小鸡、撞马城等等。印象最深的游戏是“打四角”，就是用两张硬一点的纸张（如牛皮纸）编成一个方形四角，放在地上，让对方用四角对着地扇打自己的四角，双方轮换扇打。如果一方将对方的四角扇打翻了个面，就可以赢到对方的四角，赢得多的一方获胜。说起折纸来，几乎每个小孩都会折几样。除了折四角外，最常见的还有折纸飞机、折纸船、折风车、折宝塔等。折宝塔比较复杂，现在也忘记了是怎样折的。只记得是从大往下、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折起，再将每一层拼接而成，最多可拼接十层以上，最后可以用蜡笔或水彩将每一层涂上不同的颜色进行装饰。

　　儿童时代的零食也是紧缺的。偶尔村子里会来一个卖货郎，推着一辆独轮车，手里摇着布朗，边走边吆喝。车上装挂着各种小件杂货，如针线包、红头绳、橡皮筋、头花等。车上也有各种零食，如水果糖、米花糖、冰棍等。各种杂货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铜钱、头发丝、旧胶鞋底、废旧金属等交换。每次只要卖货郎一出现，小朋友就争先恐后地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用平时捡到的废旧东西换回自己喜欢的零食吃。当然，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享他们的果实和喜悦。

　　生产队里有时种有豌豆、香瓜和西瓜等农作物，还有果园。果园里除了苹果外，还有桃子、杏子和李子等。每当瓜果到了成熟季节，一些调皮的小孩就会利用割猪草的机会，偷偷的摘一些，埋在框子的草下面带回家独自享受，不敢让大人知道。有的时候，让看护人发现了，被追赶的慌不择路，到处乱跑。也有被抓个现成的，被扭送到生产队，听从队长发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回到家里，也少不了家长的一顿训斥，甚至打骂。

　　父亲的兽医站在塬上，离家约有十里路，所在地属于另一个公社。父亲在外忙碌，每个月只能回两、三次家。父亲无论是下乡，还是回家，总是骑着一辆“二八”圈的“红旗”牌自行车。回家的路不是很好走，离开公路后，就是一段崎岖山路，还要翻沟越岭。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或者滚落沟底。父亲每次回家时，总免不了用自行车给家里捎带些吃的、用的和穿的，也忘不了给我们兄弟姐妹带些好吃的，例如水果、糖果和肉类等。父亲经常是晚上天黑后才回家的，一到家门口就捏响车铃叫家人开门。因此，只要一听到晚上有自行车铃声响，我们就知道父亲回来了，别提心里有多高兴。

　　小时候最值得期盼的事情就是过春节了。过春节不但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还能挣到一些压岁钱。无论平日里生活再怎么艰辛，家家户户都要想方设法过好春节，享受一年来的成果与喜悦。每逢春节临近，每家每户都提前准备，将房前屋后、角落旮旯打扫得一干二净。磨面粉、蒸馒头、做面花、买蔬菜、包糖果、割大肉…，准备着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还有，香纸、冥币、鞭炮、烟花等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大年三十，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边忙活着，一边说笑着。到了晚上，全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大年初一，大人孩子们都穿上新衣服，起个大早。放过鞭炮、吃过饺子后，就开始拜年了。小孩给大人拜，晚辈给上辈拜。时至今日，拜年的礼节不是简单的拱手问候，而是要向对方跪膝、磕头、作揖的。当然，上辈不能空受晚辈的礼拜，是要给晚辈压岁钱的。虽然父亲那时给我们的压岁钱也就一、两元，但我们心里非常高兴。当地的年俗是初一不出门，主要是给自己的家人，包括堂屋的成员拜年。从初二开始，就要去亲戚家拜年了。要是新女婿的话，大年初二是必须去老丈人家里拜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