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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专门来谈书架上一个国家的书，而这个国家，日本，却是我打心底厌恶的（因为侵华，也因为他们其他一些民族性）。这要归于未谋面但极相契的好友戴君，问我对日本的印象。戴君大学毕业十年后，得到机会去东瀛留学，这不但可增广见识、增益生命的底蕴，以及能“从固定的生活轨道旁逸斜出”、自由自在独来独往、“旁若无人”地享受一个人生长假；更重要的是，“一生中可以有两次，在大学校园里慢慢慢慢地走”——能重新过一次这种纯净、优游的日子，是多么难得的机缘，真是上天的眷顾了。不怕见笑，我就至今仍偶尔梦见自己重回大学校园的。出于“爱屋及乌”的心情，对能让戴君旧梦重温好景再拾的这个岛国也就有了点好感，于是想把自己所聚的扶桑作品悉数说与戴君——都是些随意随心的闲谈，内容上不求全面，以自己的识见为限，甚至言不及义（如偏离原书掺入太多的个人色彩，或是只谈其译者等）；形式上没有体例，不成格局，总之无非以散漫的闲话，互遣闲来的无聊而已。
《日本古代随笔选》 人文社一九八八年九月一版, 一九九八年六月重印
此书或可名“草草集”，收入的是“二草”：清少纳言《枕草子》，吉田兼好《徒然草》。戴君走之前，曾让我推荐一本不太厚重、可以慢慢读反复读、在国外看一年的书。这样的闲书我颇可举出一些，考虑其喜欢、专业及去处，便介绍了它，现在也就由它说起。
《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随笔，以直观写照见长，内容包括仿李义山“杂纂”手法、对事与情与景物以类相聚的片段笔记，和回忆宫廷旧事的日记（作者是女官），以及随感，共十二卷三百零五段。书名意思是枕边随手记录的草稿、或放枕边随意翻阅的笔记。译者是周作人（戴君本通日文，之所以介绍这中译本，为的就是这一点），此人文版附有周氏一九六五年十月撰的《关于清少纳言》，保留了周氏一向甚为看重的译者注，几乎无页无之。全书责任编辑文洁若，当年周氏为人文社翻译作品就是由她打交道的。
《徒然草》作者也曾当过皇帝身边的宫廷官员，后出家。这些偏重思辩的小品文，共二百四十三段，取序段开头的话，加上“草稿”之意而成书名。王以铸译，并为此人文版全书写了《译本序》。他的译注比《枕草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周作人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曾译过《徒然草》十四段（收入《冥土旅行》，今收入下面要说到的《如梦记》），有“引言”，表示对作者“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不走极端的那种“自然”、“人情”，还有理性议论底下的“趣味性”、“温润的情绪”等很有兴趣（周氏那著名的“寿则多辱”论，就来自这《徒然草》）；又有附识，称原文系古文，但他不想用中国古文译，而用了夹杂文言的白话。今王以铸则用文言古文译出，与周译对照，各有长处。
二书作者原皆无公诸于世的初衷。《枕草子》的《题跋》有云，此笔记给人看了，是最遗憾的事；《徒然草》更是由后人搜集整理，并非作者生前手订的完整著作。私人笔记，益见其真。
我在一九八九年读了《读书》七、八月合刊所登张石的书评《一水萦流处处通》后，便对此书留了心，但直到其重印后方得之。张文有些话讲得极好，如说日本人不相信人为的逻辑、恒长不变的真理、实体，而相信自然的变化与感知；佛教在日本，从苦的教义变为无常的教义；日本古代诗歌少用夸张手法，不用主观去扭曲自然，对自然感受亦尽量简约，以不破坏自然的本来面貌；日本人有一种凋灭、残破的美学，不是用悲哀的、而是用欣赏的眼光去寻找这当中的美，因为既然无常与变化是自然、生命之真谛，则其必孕含天之大美；还有，他们对季节美高度敏感。张石又指出这种文化与吾邦之不同，比如我们总持“客观现实”的概念，追求一种压抑性的权威，不但产生不了那样的日本文化，更且成为“‘毛需附皮’的中国知识分子百年不醒的沉沉噩梦”。
日本文化的这些特质深合我心，如果不是因为那份积聚已久的厌恶，它本可成为我所亲近的精神资源的（也难怪周作人会沉迷其中）。具体到这两部作品，它们也充分反映了那些精神和意蕴，象清少纳言观流水变化感人生无常，却说“使人很感动”，又觉得荒废凋零“很有风趣”、“非常有意思”，等等。至于两位作者其人其书，包括原书名，以及体例（我很喜爱那种“杂纂”体，如“可惜的事”、“感人的事”有些什么，各种“树木的花”如何如何等），都使我象周译《枕草子》中常出现的那句话，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如梦记》 文汇社一九九七年六月一版
这是陈子善将周作人译日本文学的一些散篇（多为其生前未结集者或佚文），汇编成的一本可爱的薄书。其中文泉子《如梦记》与周氏“有不少情分”，甚至是周氏“文学上的野心”之一，然屡因世变未能出版，这回是首次出单行本。其各章后均有解释名物的《译者附记》，陈子善说它们“往往也是一篇学识和情致揉而合之的小品”；全文后附周氏一九五九年写的《译本序》。其他十五篇亦多有周氏所自珍的译注，及说明、附记等，并多由编者注明译作时间、发表情况——陈子善是我喜欢的那种有心人、规范严谨的编书者，我以前写的《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文中有涉及此书的插话一段，可移用于此：“一九三四年，他在《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也就是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下的周氏。”
书于一九九七年秋末冬初，从办公室溜回家中，对蓝天丽日、阳台花木读之。其皆清淡之作，正宜于那样不寒不暑的好天气、闲日子。只是对那篇记童年回忆的《如梦记》我并没什么感觉。文人总是带着某种情结去赞美儿时，尤其是儿时的故乡，我却从无法得到共鸣，不一定是我还不够老，可能也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在农村出生并度过的童年有多美好。该篇动我感触的，只是第一章《译者附记》中的一句话：周作人谈到当年在日本购此书、及回国后曾以诗文记之的旧事，说“今亦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反而诗歌俗谣那部分颇令我回味，特别是啄木、一茶。（《一茶的诗》虽是周作人写的介绍文章，但当中多有引述原诗——周氏往往撰、译合一，自编文集亦常兼收译作。）那次读后写书扉题记时，楼下有小孩打乒乓球的耍乐嬉闹声，室内则播着ELTON JOHN悼念戴安娜的悲恸浩叹歌曲，忽然感到它们混合起来，正合那两位诗人作品的意味。
且各举一例：“那个人家的那个窗下罢，/春天的夜里。/和秀子同听过蛙声。”（啄木）“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一茶）
——生之可恋与无可恋，当有所为与无奈，趣味与无聊；欣悦、“人情”、欲望、怀慕，与辛苦、微渺、易逝、虚幻；对自然的亲近无隔，与对天地对无情命运的知而敬畏……这一切组成了他们（或者还有整个日本文化，或者还有周作人）底里“深的悲哀”。我这里只是简单概述，周氏引啄木的自述和对一茶的评说，亦可参看。
译介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抄》也颇有此味，前面已略述了。
此书涉及我的两个好友，可一并记之。一是责编（或者说策划）安迪。我和他都是重视书品的唯美形式主义者，书到手后打电话去，他首先问的是：“怎么样，装帧各方面还可以吧？”我称赞封面很好（绿底，用了幅日本浮世绘：长桥、河水、小船，岸边是一女子持伞背影。选得既合内容，也切书名气氛；而且，有点永井荷风一段话的味道——见下书之述）。版式也不错；他说前者是他提供画和意念给装帧者，后者则出自他手。我又想问类似的冷门名家译本还打不打算搞下去，才说了个开头：“象这类的书……”他神奇地马上领会而截口说：“不打算系列搞下去了。”得友心有灵犀若此，亦人生快事；这种随兴之所致做一两桩好事而不存成体系之心的风度，我也颇欣赏。
二就是戴君。我们曾有一次颇有象征意味的“奇遇”——其实根本没有“遇”：不约而同地出游、几乎同时间在一座小城里徜徉，但缘悭一面，甚至可能擦肩而过却不知。回来后，戴君寄赠了一套漂亮的彩画藏书票。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雅物，选了十本有纪念意义的书贴上，当中包括这本购于戴君所在城市的《如梦记》——“人生如梦”，是被用滥用俗了的老生常谈，但，却真是这样的，“如梦”，以及“徒然”。
《永井荷风选集》 作家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版
“……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的这段话，使周作人深受震动，我从他的反复引用（直到晚年写《知堂回想录》仍如此）中得见后，也深引以为自己的心声，一直想找他的书。
先得的陈薇译作家版《选集》没有收入此文，因为它其实是小说选。（不过永井属于那种“主观散文诗人”，这四篇小说也就多少都带有随笔味。）其译序基本是引用日本评论家吉田精一的论述，谓永井是“背对人生，一门心思献身于自己的趣味，具有虚无精神的人”，“又具有恰到好处的‘达观’用以护身的颓废主义”；写的是“烂熟之极以后渐趋颓废，并伴随着颓废引发出诗意的忧伤的社会、风物以及人情世故”，还有那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果然是我感兴趣的一类作家。只是，得书后的去年十月，读了其中一篇代表作《雨潇潇》，写独居诗人“人生已然如此”的苍老颓然心境、风雅与孤苦并在的生活点滴、从日常小事中感受到传统文化失落的哀婉……因为这些多有发生在我身上，或对应在我心上，太熟悉这种气息和情调了，反而并不觉得有预想中的感动和超出预期的好。
值得一提的是此《选集》译注的处理，见出译者对中日文化的熟悉，和体贴读者的细心。
陈德文译的百花文艺版《散文选》就收了《江户艺术论》（译作《浮世绘鉴赏》），那段话的译文，与周作人的各有千秋，如末二句为：“大凡这世上无依无靠无望无着恍如春梦令人嗟叹的事物，悉可使我亲近，使我怀想。”另有一种文气流畅之美，但似乎终是不如周氏。
《散文选》共选译了《晴日木屐》、《断肠亭杂稿》、《法兰西故事》等五部分四十三篇。《译后记》介绍永井其人其文：耽于女色、游乐，匿身于书场戏院、勾栏酒楼、妾宅妓馆等行迹；“优游自适”、“浮艳的笔墨”，等等。而用作此中译本篇首的《晴日木屐》永井自序所谓：“当这本书出版问世的时候，篇中所记市内胜景，定会有不少已遭破坏而无迹可寻了。……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滩，（按：此语当出自《枕草子》）拙著为变幻的世界立下存照，供后人谈兴的素材，也是一件幸事”，可见出这个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唯美派作家的心事。
此书所收《地图》周作人也译过（今收入《如梦记》），其最后一条注释说：永井荷风“以小说得名，但我最喜欢他所作随笔”，不过“不易译，今勉强译出其一，不顾拙笨失真，只表示对于永井氏的爱好之意耳。”如此说来，《散文选》该会比作家版的“小说选”更称我意的，不过总没有时间去读。
也许不必非求一读吧，将那样一个人、那样一番话、那样一种情怀供之于架上，“立下存照”，“表示对于永井氏的爱好之意”，也是好的——身在尘俗，读书的闲暇与闲心都所剩无几，但总还是买书，很多就是出于此意。当然，这也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了。
这两本永井荷风都是从购书的新途径——网上书店搜得。网店有它的好处：足不出户，多有折扣，检索方便，时有久觅不获的冷门旧书等（当然不是所有网店皆如此）。例如《散文选》，旧版、价廉（原价搁在今天已不算贵，却还打了五折），令我惊喜。但其最大的遗憾是：哪怕信息资料再齐全，也不如传统书店能让人当面翻看、摩挲、视内容定去取并当即携回。所以，网店暂时最多只能取代以前的邮购书店而已。
紫式部《源氏物语》 人文社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一版，一九九八年六月重印
对一些可买可不买的书，我会视乎其他因素。例如此版本译者是丰子恺，就使我有占了便宜之感：买一本书（是一套三本）而著、译两家风韵俱得，可顺便欣赏丰子恺的文笔。遂籍搬新家后书架扩充一倍之喜，欣然购之。（当然，象原本已颇喜欢的《枕草子》，由周作人译则只算是锦上添花。又：《枕草子》与《源氏物语》这两部日本文学的开山之作，作者都是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
叶渭渠写的《前言》与丰氏写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译后记》，都不曾谈到此书的翻译缘起，出版社也没有相关说明。据汪家明著《佛心与文心——丰子恺》（花山文艺社一九九二年七月一版），有关情况是：反右后，丰的写作已不合时宜，遂转向翻译这一避风港，应出版社之约，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六十四岁时动手译此书，至一九六五年十月毕。这是他一生中投入时间最多、精神最为集中进行的一部译著，这四年也是他生活最安定的时期之一。
而丰子恺一九六二年写过一篇深情的《我译〈源氏物语〉》，大致说到：这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一直没有中译本，几近千年后“这翻译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这在我是一种莫大的光荣”。早于年青时，他在东京已看到此书古本，看不懂那些古文，待读了现代语译本，（他认为现代语译本中以谷崎润一郎的“最为精当”。而谷崎润一郎则曾推介过他的随笔。）“觉得很象中国的《红楼梦》”，“爱不释手”，“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当时已想翻译，然因“正热中于美术、音乐”，又此巨著长达百余万字，不是正“奔走于衣食”的他所能承担。解放后，政府在出版日本古典文学方面首先提出此书，“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因有上述的前缘，欣然受任”，预计“一九六五年左右可以出书。我预料这计划一定会实现。”（按：书到他译成后十五年、死后五年的一九八零年才出版，即此人文社一版。罗大佑唱：“变化比计划快”，这世上，我从不敢相信有什么“一定会实现”的长远预计。）原书有插图，使他“看见日本平安时代的人物衣冠和我国唐朝非常相似”。（按：此版本没有收入，可惜。）又原书一些微妙风趣处中文无法表达，“只能用注解来说明。（按：此版本保留了。）然而一用注解便杀风景了”，“为了避免注解的杀风景，我有时不拘泥短歌中的字义，而另用一种适当的中国文来表达原诗的神趣”。文章最后用优美的文句，回忆他早年在东瀛，坐红叶下看海饮酒的甘美旧事，说今后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不断地回想日本的风景和日本人民的风韵闲雅的生活。”
——这样看来，这个译本对译者还有些特别的纪念意义，是合乎我聚书喜好的，谁知，买后不久便起了懊悔。
是我向敬重而亲近的、曾与周作人有交往的谷林老先生约略提起，他即来信劝止：“……此书知堂在什么地方说起过，谓极普通的地方也出现了误译……书总是越聚越多的，一朝‘涨破肚皮’而想处理时，殆将自笑饥不择食的贪得无餍，不若早日就放精明些。华夏出版社曾出《知堂书信》……其中致鲍耀明（第十五）信有云：‘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知堂对丰画亦无好评……”
只可惜我已买了。除了出于对名家的迷信与怀念，以及那种“一举两得”的贪占便宜心态，还怪自己选书定去取的学力尚浅。那本《知堂书信》（一九九四年九月一版），我当时就已在手头几年了，喜欢，但苦于俗务与好书都太多，只选读了部分，致鲍耀明的就没来得及读到。不过“极普通的地方也出现了误译”一语倒是早就见过的，张中行《负暄琐话》之《苦雨斋一二》中谈到周作人治学的严格时，说曾“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按周氏致鲍耀明那封信写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张老过访周氏谈此事亦在相近时间，可能当时丰译有部分先行发表了吧。）——可买时却没有想起此事。这样看来，倒又象是注定要买下丰译本了。聚书，常常有这样“阴差阳错”之遇。
顺着“知堂对丰画亦无好评”再说点题外话。此语出处尚未查到更多资料（注），所知最明显的是对“儿童杂事诗图”的态度。这些诗、图解放初在《亦报》连载，《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九十年代初由文化艺术社初版、一九九九年一月中华书局出修订本，被喻为“珠联璧合”、“四美俱，二难并”（按指周作人诗，丰子恺画，别致的开本，精致的装帧，精心编排并详而博的钟叔河笺释）。但其实周诗丰画本为陌路：有人指出，周氏对丰画从未提及，二人似无甚交往。“从未提及”并不确切，在周氏晚年落魄时与之有交往的张中行在《也谈〈儿童杂事诗〉》中，记叙周氏亲口对他说，配图“是《亦报》找的。丰子恺画学日本竹久梦二，不像。”这口气是淡漠的。此外，包括钟叔河、谷林等论者对都丰氏配画有褒有贬。
丰子恺其他画作，有部分，特别是取文人句子为题的，我很喜欢。而谷林先生在通信中说丰氏的书法“可爱”，对我倾心的几幅画则仍有赞有弹，见出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心怀。不过题外话不能太长（其实这整篇都是《源氏物语》的题外话了），这方面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
（注：后读《知堂书信》，致鲍耀明1963年4月4日信，指出其《儿童杂事诗》由丰子恺插图乃连载时报馆方所为，他本人对丰画是“向来不甚赞成”，评为“浮滑肤浅”，《儿童杂事诗》的“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里边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总还好一些。这些都是很重的话。）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 上海译文社一九九一年一月一版
作者是这样的唯美派：沉湎酒色，推崇女性，追求肉欲与神秘，文风古典雍容。永井荷风曾指出他的作品那种肉体性恐怖导致的神秘幽玄和文字的无瑕。三岛由纪夫则在悼念他时感叹日本文学的一个时代因其去世而结束。此书包括小说四篇，（其中《春琴抄》，写佐助为永久保存意外破相的春琴在自己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自瞎双眼，通过触觉听觉等旁人无法领会的官能享受去获得观念中春琴的美。“永劫不变的观念世界同可感受的官能世界融为一体……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及美学随笔一篇《阴翳礼赞》——从这篇小说和这文章题目，即大致可知其人其作的旨趣和特色。我另外看过据其《钥匙》（《键》）拍成的电影，（钱定平氏极称赏此作，为中国译界对其“无人问津”鸣不平，不过最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套谷崎选集已收。）也是那种带病态倾向的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当然，人性本就是那样的异化、扭曲、诡秘、迷乱，我们哪能怪谷崎病态呢？。
此书主要译者吴树文在译序中还介绍到，受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影响，整个日本文坛被改变了，而谷崎避灾于关西，从而避过了地震后文坛变迁的时代干扰，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一场天灾，竟可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坛，又从而成就了一个作家。人，能不畏天乎？
经常在春节前后逛书店，买一大堆开年新春书，自称为“二月盛筵”。这旧版书就是一九九七年的年初六，广州树人书店刚开市，店内没有别的顾客，我一人独占，清静徜徉，搜刮的十多种之一。“树人”开在我母校中山大学对面，很好的一间文人化的书店，现已倒闭了。
川端康成《雪国•千鹤•古都》 漓江社一九八五年九月一版，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印
《川端康成散文选》 百花文艺社一九八八年三月一版，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印
前书收入川端据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小说，高慧勤译并写有长篇前言《标举新感觉，写出传统美》，书后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川端获奖演说辞《日本的美与我》（另译《我在美丽的日本》）及其年谱——漓江当年这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做得很好，资料很齐备，可惜现在好象不怎么出了。（或者都已出齐了吧。但总感到漓江出的书已没有了当初的格调、气派——在八十年代我求学时，它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出版社之一。）
书前有张照片，真象车前子一篇写川端的文章题目：《瘦鹤病梅》。这与高慧勤那篇前言的标题一样，都是可概括川端的。
后书叶渭渠译，收三十二篇。译者代序指出他的散文同样是在“展示东方美”。
无论是风格、旨趣还是创作资源，川端都与谷崎润一郎近似而有发扬光大的意思。我对两人的认识都很粗浅，可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川端该是合我趣味的。只是这两本书买下已有十年左右了，却一直没有读过。随着兴趣的转移、俗累的加重、文心的消减，现在更不大可能去读了，多少有点可能错过了一个朋友的感觉。在适当的时日遇上适当的人、物、书，是一种福份；然而人生的遗憾总是注定比福份多的，当中错过一个作家的遗憾——以及虽在适当的时日遇上一个好出版社，但看着它后来变了味的遗憾——算什么呢，都不能惋惜得过来了。
《东山魁夷散文选》 百花文艺社一九八九年九月一版
《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该是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杂志。刚从一场恶梦一片荒芜中走出来的许多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从它那儿学到了明白了人生的情感、情调、哲理、趣味，知道了认识了世界的人性化与多姿多彩的一面。虽然我们后来选择多了、眼界高了，觉得那些平常甚至浅薄了，但总也该存些许感激之意的，想想八十年代初的精神世界境况，当时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吧。我就是读着《读者文摘》长大的，它培植过我的观念、感动过我的心灵的作品夥矣，当中有一九八三年三月号上东山魁夷的一篇《听泉》和一幅《秋径》。“为什么必须飞得这样快？为什么就不能慢一点儿呢？鸟儿只觉得光阴在匆匆忙忙中逝去了，然而，它们不知道时间是无限的，永恒的，逝去的只是鸟儿自己。……”那时我是个初三少年，《听泉》中的这段话（还有让人们倾听自己心中泉水的话），从此就在我的人生观乃至人生道路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位画家的好感也一直未减——虽然至今都没有多少了解。
当年《听泉》的译者陈德文编选、翻译了此书，东山魁夷自己题了中文书名，并附有他写的序的日文手迹；收文三十九篇，初版只印了一千五百册。巧合的是：它与《川端康成散文选》同属一出版社的“外国散文丛书”，同时出书（一初版一重印），我又同时向出版社邮购得来；它据东山三部散文集选编而以书名为辑题，最后一辑是“探求日本的美”，而《川端康成散文选》的最后两组文章，则分别是川端晚年探讨日本文化之美，和他评论东山的。
百花文艺社以出版散文著名，尤以外国部分为我喜欢。不过在装帧方面，后期的趋向划一化，就不如尚未被“丛书热”挟裹、未刻意搞成体系的初始时那种各适其式了。象川端康成、东山魁夷这两本，封面设计者虽是同一人，但用画不一，色调、风格各异，虽说不上很出色，起码不会一个面孔；丛书名也不在封面封底上出现，总之两本书放在一起不会让人想到是大一统的“丛书”。我是倾向于早期自由活泼的风格的，那也是八十年代风气的一种折射了。
以上诸家，自有不同的面目与内涵，不过作品总的格调是阴柔这一路。而下面一位，虽然谷崎、川端等人与他皆为畸恋的唯美派，甚至川端与他一样是自杀的，但，他无论做人还是作品，都趋向另一个极端：阳刚到了激烈惨美的地步。
这便是我曾推崇过的三岛由纪夫。架上共有他的书六册、传记一册：
《金阁寺》 工人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版
《禁色》 法律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版
《春雪•天人五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一版
《爱的潮骚》 大众文艺社一九九二年三月一版
《奔马》 作家社一九九五年八月一版
《晓寺》 作家社一九九五年十月一版
唐月梅《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 作家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版
对三岛由纪夫的认识，最早来自八十年代的两支香港乐队。一是那时至今我都最爱的“达明一派”，他们喜拿现成的文艺作品题目做歌名，曾有一首极出色的《禁色》，听说原是三岛的书名，爱屋及乌，从此留了心。二是女大学生乐队“梦剧院”，成员之一刘文娟（籍贯与我同乡，同是中文系），在访谈中表示她最喜欢三岛，觉得他死得美丽、浪漫，很有点“日本精神”云云。（有趣的是，其另一成员李敏却象我一样，因历史原因而非常厌恨日本。又：三岛在香港发生影响比大陆早，另一我欣赏的艺人梁朝伟也把三岛列为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真正使我迷恋上三岛的，是《读书》一九八八年十月号（那时的《读书》办得多么好）上，陈泓的一篇《殉教者的美学》。文中介绍日本可观的自杀作家队伍中最轰轰烈烈的这一位，如何为美而选择死亡，如何以毁灭作为所讴歌的文学母题和自己人生的最终抉择，象樱花甫开则盛，盛则慨然离枝而谢，毫无眷恋之意（自杀于四十五岁）；如何具备殉教式精神，对犯禁予以礼赞，在爱情中故意制造“不可能”；如何将死亡与毁灭作为追求爱情和理想的工具，爱情和理想又因不可企及甚至导向死亡而意义倍增、凸显美丽；爱、美、理想与死亡、毁灭结伴而行，为幻灭而存在，因死亡而赋值；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死亡的阴影下才能保持、放大，才能与自己沟通……这一切与我这青春期大学生的心灵如此投契，尤其是文中引《禁色》这一句：“不测的、不安的、不吉利的、不幸的、不伦的、不轨的——所有这些负值的美”，指为三岛终身追求的目标，更令我的灵魂深受震撼，思想与之大为合拍。这些负值美，也是当时的我——我认为还是当时的达明一派——的追求了。
于是苦觅三岛作品，虽然对书品略有不满，仍买下了《金阁寺》与《禁色》。
工人版《金阁寺》是“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之“日本卷”，除《金阁寺》（焦同仁、李征译）外还收入超现实主义作家安部公房的《砂女》。不同作家的两篇合成一本书而且另一篇非我所欲得，本与我对书的纯粹要求不符，也不计较了。书购于一九八九年九月——那是我身心激荡的黑色灿烂的秋天，是灵魂游走于形而上的深渊而几致崩溃的惊心岁月，是损伤也是财富、今生永不会再有也永不能忘怀的一段精神历险……三岛由纪夫，便是那场魂飞魄散当中一个（虽然不算很大很特别的）共鸣物、催化剂和象征体。当年十一月读时有眉批：“……美，应该拒斥世界，一旦委身于世界（包括以实有形体出现、诉诸言语等），就会毁灭……”“‘我’在现实世界之外，若美是实在地存在着，则‘我’便不能与美同在”等，略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过，这本描述“美与生命的冲突”（张石书评题目）的名著却没有读完，因为，秋天是短暂的，我很快便从那布满精神冲突之旋涡的黑色深渊中抽身而出了（当然，这是否值得庆幸另当别论）……
买《禁色》（林峰译）已是次年三月的事，“露水生涯”的大学岁月最后一个春天。这个版本象是盗版书，从内容提要的写法也显示它是当作“枕头小说”推出，当时亦不见于正规的书店，是从街边通俗流行读物小书摊上买来的，让我又好气又好笑。聚书还有种“阴差阳对”的遭遇，此即一也。
至于得到《春雪•天人五衰》，则是三年后的三月，另一个春天。这是三岛后期代表作、颠峰之作、以及毕生压卷作的四部曲《丰饶之海》的首、末两卷合编，其中被川端康成称为现代《源氏物语》的《春雪》，引领我倾心三岛的陈泓文章便主要是围绕它写的，因此属于那种渴盼已久而终得的书，本应欢喜。可是，中间已隔了一番从大学桃源走入现实社会的生活重大转折，而又正逢我的思想重大“转向”时期，它见证了好些转折与“转向”中的故事，因而得书的心情也染上了一份苍茫的沉吟。
先是之前的情人节，我去参加大学同窗许君的丧礼；旧同学借此小聚，逛街，我买的书中有台湾洛夫的诗集《葬我于雪》，同行的黄生去买情人节礼物时巧遇他的恋人；丧礼前夜亦即情人节前夜我则演绎了又一段纠缠紊乱的击心；次日，我的酒终于醒了，告别吧，也是告别某一类的情愫，决定从此选择一种简单家常的感情，平静地还俗去也；而黄生那段我们年级坚持到最后的大学恋情，在那巧遇的美丽画面后不久便忽地终结于滚滚红尘……
随后，大学好友罗生见到零落于某小镇小书店的这本旧书（版本不算很旧，感觉已经隔世），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吧，虽然那种病态美的阶段已过了。”而早已买了的另一同窗周生在旁说：“我还未到那阶段呢。”三岛已死，激情岁月已逝，我们都是凡人：经过那阶段到过那黑色深渊的抽身急退，活一条轻松卑俗的命；未到的则远离力避，“做个普通的读者”（周生引沈从文之子语。他对世俗家常的妥协顺从，比我还要早）；而仍然不甘心地追求的，却始终无法在庸常生活中寻获——罗生寄赠的此书上有他三月第一天的题扉小诗：“或许春来/听高处绝响/撩拨雪极致蓝白/伴天人撒五色堇/落/你苍苍衰败”，又于附信中说：“什么时候能找到呢，高处的绝响？我独自悲哀于平静地佻挞着的歌唱。”这“歌唱”，是指那时我和周生都喜欢的李国祥，那带有俗韵的歌，罗生说他觉得一般，周生笑笑，让他再听听……
……有这纷纭的种种，我的聚书笔记便如是写到：“春雪，春无雪可葬我，因为这是热闹的南方；天人五衰，如果天和人经过五次衰败（按：此乃从字面上借用，并非出自佛典的原意），那还不够吗？苍苍衰败之后，只有还俗才能面目复苏。”
此书的《春雪》由李芒、文静译，《天人五衰》由文洁若译并写了全书译本序，中引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尤斯纳作的题解：“丰饶之海”指月球中央那片广漠的平原，因而这部巨著所写的一切，最后都归于虚无。
同年九月（又是这季节），买了杨槐译的《爱的潮骚》，内收《潮骚》、《美德的蹒跚》和《爱的渴望》。（其中后者有作家社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的台湾金溟若译本《爱的饥渴》，当年读陈泓文后借读于大学图书馆，有感于那种怪诞、自虐的爱，和对惨烈的美的追求，一九八九年三月读后笔记写到：“为了美必须毁灭美……或许在三岛看来正是尴尬的现代人的出路：只有在对美、对生命的毁灭上人才握有主动，这是唯一可与荒诞命运对抗的手段，是唯一主动出击的途径，唯一能证实自身价值与美的价值的方法。” ）三篇后均附录了日本论者的评论文章，读评论感到三岛第一部在海外出版的作品《潮骚》最为特别：它一变三岛风格，在其所有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这是三岛进入中年之际，对青春诀别、回顾和留恋之作，带有他罕见的温情、平和、恬静，剔除了一贯对变态心理的异常人的偏爱，和血腥、背德、叛逆、偏畸、病态等主题内容，而去写一种正常、健康、淳朴的恋爱——不知道在三岛的成熟作品中这是不是唯一的。
最后买的《奔马》、《晓寺》，是《丰饶之海》的第二、三卷，前者许金龙译，后者刘光宇、徐秉洁译。那是一九九九年又一次“二月盛筵”之行，见三岛作品多种，但因对那种病态美的热衷早已过去，只选了这两本——虽然文洁若在《春雪•天人五衰》的译本序中说这冗长的两卷完全可以跳过去，但还是买吧，凑齐一套，以示不忘本，同时也作为对三岛这段畸恋前缘的一个终结性纪念——以后应该不会再买他的书了。
因为体例的原因，把购于《奔马》、《晓寺》之前的《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放到最后来谈，也顺便作一个小结。
首先要赞一下那极为出色、奢华的装帧。这三本书同属作家社“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外套封为彩图（以《晓寺》那铺得满满的一丛蓝色叶子最是唯美，为我喜爱）；内封、书名页和正文前是黑白照片；扉页黑底白字；书前书后各两张血红色的衬页，以蓝字印三岛的手迹。其中，《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的内封面与书名页图为一裸体男子闭目仰卧于沉沉黑夜中，旁边略以白色显现的，该是海潮；正文前照片，劈头一大张是三岛自杀的一九七零年所摄，他坐于背景草木为黑色的庭院里，镂花桌椅为白色，面对一白色裸体塑像——塑像背对镜头且是半身，看上去象男性。这些图片的选择与传主、与内容极配衬，那铺张的触目惊心的红、黑、白、蓝，也足以表达三岛，甚至足以让人理解三岛，设计者朱虹可算抓住了三岛的唯美、诡异、黑暗、死亡美学、热爱男体等特征与本质。遇上这样的装帧，是传主的、作者的和读者的福气了。
这本传记内容以作品评传为主，在日本写成。作者人选得当，唐月梅是著译甚丰的日本文学专家，译过包括三岛、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多种（其中《春雪》该是大陆的最早译本）。书前有丛书主编叶渭渠的代总序《“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辨析得不错。书后附三岛年谱等资料。
此书购于广州北京路一间窄梯而上的，我的中大学长陈平原曾记述过的小书店。那次还买了不少传记、日记、书信和回忆作品。我本对这类书向来小心挑剔，不轻易买，那一大堆却都具有鲜明特色，呈现了古今中外一群文化人沉重、伤心、叹息、迷惘……的灵魂，我总名之曰：一捧灵魂的哀传。
如今（真是巧，竟又是九月之秋），我为了写这篇文字，重读、新读了关于三岛的资料文章，不禁感慨系之——真象是重新捧起一个旧灵魂，有着沉重的哀凉。特别是新读的这传记末章（下采用的资料，以唐著、叶序为主），关于他自杀前后事，仍然带来强烈的情绪震撼。且选择几个“主要镜头”：
行动前不久，三岛曾表示想作为武士而不是文士去死。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为《丰饶之海》四部曲的英译操心——终是不能抛弃文学这一真正的职业。
行动前夜，他完成《天人五衰》的最后一章。这个结尾写得如幻如真，实在出色。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此外毫无声息，真是寂寥的极境。这个院子里空荡荡的。本多寻思：自己来到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东西的所在。
庭院静悄悄地沐浴在夏天的阳光中……”
然后，特意署上次日即行动的日期，约编辑次日取走——他早就视此书的完成为自己人生的完成。
行动当日，他通知记者带上照相机前去。出发的路上，他兴奋地对几个参与行动的成员说：“……没想到今天自己要实际表演了。”
一切都按他长时间具体周密的策划乃至预演进行着：率部携械到了自卫队机关，绑架总监，占领机构，挥刀击伤多名前来营救的自卫队军官后（其中一个军官开头曾冷嘲说：“别演戏啦” ），逼迫自卫队员集合。先撒下他写的《檄文》，然后演讲，主要内容包括：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和政治体制亵渎了日本的历史和传统；他梦想作为日本最后希望和日本魂根据地的自卫队，却受宪法限制被禁止武装，从而构成了日本人灵魂颓废、道义堕落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求 ，使自卫队成为真正的军队，以保卫天皇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并明确将此置于自由与民主之上，誓言以死来体现高于尊重生命的价值。
可是，他却受到在场自卫队的不屑、叫骂、起哄、驳斥、嘲笑，没有一个人响应。那沮丧、无奈的情形甚是可悲可怜，令人想到堂吉珂德。（而除了几个忠实追随者，他组织的“私家兵”性质的“盾会”其他成员无一愿去现场集合。不过，在事后的调查中显示，他的行动在自卫队和大学生中还是引起了一些共鸣、同情，以至令当局十分不安。）
然后，是剖腹、断头……他和一个忠实助手自杀的残酷过程，在此不忍复述。
这一令人震惊的行动，有浅层次的社会现实原因。三岛在战后天皇非神化、美式民主体制的社会环境下，极度压抑。而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他的“传统”已成为虚妄，于是与其绝望而生，不如为理想而死。（有理想的支撑，才使他在这惊人骇人的行动中态度沉着、极端冷静。）所以，他的自杀并非因为煽动无人响应，而是早就在计划中的，他是要以一死来表达“忧国”之情，以及纠正自卫队的懦弱，唤起国民的觉悟。
唐月梅和叶渭渠都极力强调，三岛的“天皇观”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反对简单地将其固定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这是有道理的，我们也看到一些具体的例证，如盾会以“保卫天皇”为宗旨，指导思想属于右翼，但三岛却拒绝右翼组织资助等；然而，他的种种言行，特别是最后率部绑架、煽动自卫队、逼迫政府 ，政治色彩还不够浓吗？他的“忧国”，忧的确有传统文化，但也有现实的制度。他的殉教式行动，虽以文化性为主，也掺入了政治性，抛头颅、洒热血地演到极致的，是文人与武士的双重身份。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其人生观、文化观、美学观等在起作用。
三岛的唯美哲学是古典主义的，以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为两大支柱，取“武士道”和“肉体训练”为思想与行动的原理。对于前者，三岛一心复活日本文化“将行动和行动模式艺术作品化的独特传统”，即“文武两道”。加上他早就有死亡、毁灭的意识，视死为选择、为自由、为最高的美，主张趁肉体还美时自杀的“夭折的美学”，于是，他将日本传统的剖腹作为艺术，宣称剖腹自杀是“死的美学的极点”。关于后者，三岛曾多次游历希腊，作品《潮骚》是古希腊小说《达芬尼斯和克洛娅》的现代版，《丰饶之海》的四部曲结构也来自古希腊。他所钟情和受影响的，是古希腊的男性肉体行动和对肉体美的追求（他少年时代就迷恋男性肉体），以及生命、活力、健康，以及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的背景，已有论者指出，是凡人命如草芥的残忍暴力的古希腊“英雄时代”，三岛对此的痴迷与其本人的嗜血倾向相合，是那血腥气息使他亢奋。（伊人《奥德修斯回家之后》，《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日本文化的死亡幻灭观与古希腊主义的生的本能欲望之间，构成了三岛生命的冲突。不过他向来既重视统一（如追求思想与行动一体化，优雅与武士传统一致性等），又热衷冲突，总是用极端对立的概念交织循环（如热烈的爱、生与残酷的死，肉体与精神，血与青春，美与恶，艺术与毒等），来构筑他的文学和美学，对危险的美与恶进行艺术创造，在冲突中反映和赏玩各种对立物的关系。
他那特异而强烈的美意识，还源于早年的战争环境，使他有末世观，自视为“追求日本传统美的最后一个年轻人”。（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同时还是末世的变态美。）不过，作家野间宏说得很对：三岛在体内酝酿着战争，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经过战争体验，才会采取最后的血腥行动。
这样惊世骇俗的一种人生，隔了那么多年，我的生活与思想早已面目全非，可是，重新粗略地窥看，居然仍象少年时那样感到强烈的牵引，三岛的诱惑诡魅，可见一斑——我到今天还惊叹和佩服他的多才多艺，文武双全（拳击、剑道、战斗机、坦克、严格的军事训练等），欣赏他对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他的男子汉行动哲学，对理想的身体力行。（王朔在《他们曾使我空虚》中说，三岛不可亲近，但毕竟对信仰说到做到，最终自杀，而我们有些也像他那样壮怀激烈的人却说说就完。）
可是，我们也看到过经历过太多举着纯洁理想的旗帜、追求完美超凡的乌托邦，而狂热地反人性反世俗的事例，并愈是因其忠诚、坚执而带来愈加巨大的惨痛，因而不能不理性地对这类“实践行动”有所保留，甚至怀疑。（三岛行动的原因之一，是反对美式民主，憎恨美国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控制，但他行动当天戴着的，却是价值不菲的美制金表。）
更何况，他刀笔并举、文武兼济地施之的，他的才华、品格所导向的具体诉求本身，我极其不能接受。无论我们怎样原其深心，体贴地理解他、肯定他，但总还应有一条底线，在这方面川端康成便做得很好：三岛与川端的关系很深，他经川端的推荐而走上文坛，两人互写过评论，他的妻子是川端介绍的，他死后川端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川端却对他的盾会行动予以拒绝。我们是应该将文化、感情与一些东西划分清楚的。
当 年刘文娟说，人在长大成熟后，就不会轻易受三岛的灰暗感染，而是能够客观正确地评价、欣赏他。可是，她说那话时年纪还小；当我现在自问是客观地去重新审视三岛时，却收到相反的效果，连当初的欣赏都要面临考验：年轻时我象她一样倾倒于三岛樱花般的弃世，却不曾认识到，这“美丽、浪漫”的死，所殉的是那样一种“教”；他视死如归以生命去换取去体现的，是那样一种“日本精神”。我曾经迷恋于他的唯美主义、末世观等等，却原来，那些“负值的美”背后是那样一种东西；他通过主动选择毁灭而赋值而突出的，是那样一种理想。他与古希腊的精神联系曾令我高兴，因为我也一直倾慕、神往古希腊；可是，他对古希腊之所取，原来是那样一种我所反感的“英雄主义”。他的文字真是美啊，可是，《天人五衰》那令我叹赏不已的结尾，原来出自我所反感的文人表演（故意留到行动前夜来写，署次日日期），是那场壮烈表演的一部分……
日本文化那种对消极、悲哀、虚无、幻灭、无常、凋灭、消逝的肯定和追求，那种与季节物候变迁、花木因时繁衰相融会的美，我至今仍然欣赏；但想到它的极端是结出三岛由纪夫这样的果，总不由得惕然、怅然。
——然而，也许一切只是因为我已变得太庸俗了吧。三岛温情地诀别青春（《潮骚》）之后，仍然保持着甚至是更充沛的激情，我却早已让生命的激情与青春一同溜走，今天的我，已不会写出当年《爱的饥渴》读后感那样的文字了。我再次深深感愧于自己的“热血变成冷汗”、傲世让位于家常，开始有点后悔，对一个年轻时深爱的作家，说了些站在当下的过于理智的话。哪怕当初是出于无知去推崇呢，但毕竟是热爱过、共鸣过，他曾与自己一段深刻的精神经历有过关连——那段短暂的精神经历或许是走火入魔，然而我从不曾轻蔑地去否定。那是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精神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我虽入世随俗，但因为有过那些，便终是有不一样的根基。然则，非议这经历的“证人”，就多少有点忘本的意味了。象达明一派那样一同在现实中成长转变、自我挽救、摆脱病态、应对和走入踏实人生的，固然是同路的好兄弟；但对三岛由纪夫这样坚持不肯改变，且朝着另一方向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的旧日伙伴，我也不应去过分批评的——而且说到底，死者为大，他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还能怎样去追究他的偏激呢。
秋天、九月，在这特殊的时日重温三岛，其实是又一次回顾自己。前面说到依然有强烈的情绪震撼，那牵引的力量并不仅来自三岛；沉重地捧起的，还是自己的旧灵魂。我刻有一枚闲章：“上有中大旧花痕”，用来钤在大学时买的书上，象《金阁寺》和《禁色》。但面对不止这两本的一堆三岛作品，为之哀凉的，岂止是青春花落徒留痕；深切感慨的，更有后来自己与人世的种种变易……
三岛之后，再没有如此深心为之悸动的日本作家了。但剩下的几家作品，还是有其可谈可记之处的。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 人文社一九八八年七月一版
这是鲁迅译厨川两种文艺理论的合刊本。前者有鲁迅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引言》，卷末附常惠（常维钧）译的《羊脂球》（叶灵凤在《读书随笔》二集《莫泊桑的杰作》中称为鲁迅译，误）；后者有鲁迅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后记》，称此书勇于批评日本文化。鲁迅还曾就两书其中数章写有译者附记（见《鲁迅全集》第十卷），未收入当年单行本(“未名丛刊”)及此人文社重排重刊的简体横排本。
两书原出单行本时，均由陶元庆绘封面。今此人文版黑色扉页的白色抽象画，署“元庆”，当是鲁迅在《苦闷的象征》之《引言》中赞为“凄艳”的原单行本封面画。另外，此人文版的封面，黑底，中西文字不规则构图，应是二、三十年代的风格，版权页署阿沁设计。
书购于大学时代，今已“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厨川另一集子名）多年，早就离弃了昔日种种“苦闷的象征”，内容始终还未看过。不过，仅是这样的书名已够人受用的了。象二十年代的《幻洲》杂志，叶灵凤与潘汉年分别编的上、下半月刊，就分别取名“象牙之塔”、“十字街头”。又如周作人也被这好名目说中心事，一九二五年二月写过一篇《十字街头的塔》（收入《雨天的书》），陈述他的人生观。这个矛盾结合的妙喻确是能反映苦雨斋主人的，不过他也知道，“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两头不讨好也。虽然明知会有这种尴尬，我还是一直尝试着在这种意义上做知堂一党：既享受十字街头的红尘俗世、物质生活，不会轻视之、拒斥之，但“不离”的同时又不过于“即”；又构筑和守护个人精神小天地的塔，可以从街上回来埋首其中自得其乐，却也同样不沉溺。然而，这到底是理想的境界，现实是，我的十字街头和塔，都那样局促……
三木清《人生探幽》 上海文化社一九八七年五月一版
人在青春年少时总爱看这类人生理论。这本以断章、格言体构成各主题的散文集购、读于大学，一些说法当时颇对我口味，如：“感伤不是创造性的，而是欣赏性的……感伤在本质上仅仅作用于过去的事物……一切逝去的事物令人感伤，无限美好”。有些即便今天看来也还是深刻的，如：“被人误解似乎成了思想家司空见惯的命运。这是因为社会上很少有人认识到他的思想只是一种假设。但是这种罪过的一半往往也在于思想家本身。他会忘记自己的思想只是一种假设”；“现在人们以为享受不在生活中，而在其他东西即在娱乐中。这样，原来是生活的一部分的娱乐就与生活对立起来”，从而造成现代生活的分裂和非人性，等等。因此，对这位并不出名的哲学家（译者张勤、张静萱在前言中，称他有人道主义倾向和文学家气质），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此书所属的那套小开本、小篇幅的“五角丛书”，取内容有文学、艺术、生活、体育、娱乐五类而每册均五角之意，曾风行一时（这本一版便印了四十余万册）。后来当然因为五毛钱做不了一本书而无以为继了。物价和书，还有更多更多的，都随时代变得飞快，一去不回。
五木宽之《晚安恋人们》 工人社一九八七年七月一版，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印
王玉琢译的这本爱情小说水平一般，可是搬了两次家都没有扔掉，因为，它有一个刚好在特定时日里感动了我的结尾，从而也算是我成长历程的一个小证物、甚至是催化剂——
要象鸟儿般流浪的各自的旧情人走了，亲人好友也都走了，只剩下他俩相对默坐。谣子剥了个桔子，递一半给昌平。“人啊，太难了”，她自言自语。昌平给她揉肩，她说：“不用按摩，一直把手放在上边就行了。”昌平于是将两手静静地放在她肩上。她小声说：“和昌平这样的人（按：一个沉默、纯朴、善良、没什么特点但爱着她的男人）在一起，刚才所说的人生寂寞似乎离我远去了。”“多谢你了，我不会使你失望的。”昌平说着，两手从肩上向胸部摸去，静静地抱着她的上半身：“为了你，我也要努力。我要抛开自己身上的孩子气，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已经有了一点信心。”“我，我爱你。”谣子扭过脸来，轻轻把唇吻在他的唇上。
毕业后的一九九二年十月，在《天若有情》歌声中读到的这最后两页，连同其他一些东西，触动了我去改变在大学校园、青春岁月里形成的爱情观乃至人生观，为我终于选择那种简单朴素的感情提供了启发和支持——曾经沧海的我，身心疲倦地在读后笔记中如是写到：“我所希望有的，也无非是这样一份平凡的安静，并感觉到上天在夜幕后，宽心地说出一句把其他一切轻轻忽略掉的简单祝福：晚安，恋人们。”
当然，比起其他促使我作那场重大“转向”的东西，这个结尾起的作用并不算很大，但我之成为今天的我，始终有它的一分力量。快十年过去了，无意地巧合的是，而今又是十月；虽则在十月对我的纷繁的特殊意义中，这本书几乎不值一提，（就象三岛由纪夫在“我的九月”中其实也不怎么排得上号，我经历过的秋天，实在太丰富、太深沉。）然而，在这注定会泛起前尘旧梦的时日说及它，总还有一丝回首来路的苍茫心情——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是说“晚安”的时候了，成长的阶段早已结束，这篇东瀛书话也终于要收梢。在叙写中，竟然会牵动和带出那么复杂的往事、那么沉重的情感，而且越写越不可收拾，使书话几乎成了自己某些方面的心灵小史，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人生满布苍凉，让人感慨、叹息、沉吟的往事痕迹，真个无处不在，象随便翻检旧书，都会扬出和撩起私己的点点心事，哪怕是对其所在国家抱着本能抗拒心理的书；生命中，已暗藏了太多静默的见证，随时会猝不及防地提醒着我，使我刺痛或者惆怅，比如这个秋天，这些书架上的扶桑。
2001年9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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